——来自基层的创新社会治理案例
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已明确把创新社会治理作为改革的重要环节。可以期待政府将推出加强和创新公共政策的一系列举措，民政部也在持续推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项目，先后确认了一批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的实验区。可见，社区服务的政策创新是公共政策创新的重中之重。
业内人士预测，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将成为今后工作的一项重点。
在这一背景下，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培训中心、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贵州社区建设与乡村治理促进会、甘肃兴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5家机构日前在西安联合主办并启动了第四届西部社区服务创新公益论坛。该论坛的主题是“社区服务与公共政策创新”。
以往，我们在论及政府购买服务话题时，较为关注NGO视角，着重探讨NGO在业务方面的创新与独到之处。这次会议照例不缺乏这类案例，但较为难得的是，来自各地的政府官员谈论了自身的做法和一些思考。
从“出资方”的角度来看问题是一种有趣的视角，或许可以给参与购买的社会组织提供启发，为政策创新提供借鉴。
江苏太仓:
壮大社会组织，培育社区
江苏省太仓市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是当地政府政社互动创新中的一部分。
“基层政府要以最大的诚意释放空间，以最大的自觉松绑社区，以最大的力度扶持社区。”太仓市社会办副主任葛为民说。
葛为民认为，说到太仓市的政社互动，核心要义是“规范行政权力，增强自治能力，改善社会治理方式”。
在太仓市，社会组织发展被纳入政府“培育社区”的视角。葛为民介绍，太仓正在建立“以社区为基础、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骨干，政府扶持监督、社会组织承接、项目化管理运作、专业社工引领的模式”。
为此，太仓市政府降低社会组织门槛，发挥枢纽性社会组织的拉动作用，从而发展社会组织。
“政府必须把政府购买的目录拿出来向社会公布，要不然社会很多力量、资源不知道政府需要什么。社会组织的成长要靠项目带动，以需求为导向，只有这样，社会组织和政府需求才会对接。”葛为民说。
近年来，太仓市投资1000多万元搭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对刚刚组建的社会组织进行专业培训、政策扶持、项目历练，从而强化社会组织。通过购买服务，太仓市还为社区引进社工督导机制。
葛为民介绍，太仓市政社互动的5年多时间内，“政府十分自觉，基层十分积极，社会比较认同，中央领导做过批示，专家学者给予好评，媒体表示赞赏”，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两者得益，对创新社会治理起到宽松外部环境、催生内部活力的积极作用。
贵阳市乌当区:
要购买服务，先培育社会组织
贵阳市乌当区的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有着一定程度的代表性。
该区政府出台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社区服务的指导意见，以及乌当区新型社区工作费随事转的暂行办法，充分发挥了社区服务中心“枢纽式平台”的作用。
乌当区对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制度进行改革，实行直接登记制度，降低准入门槛。在该区，工商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等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办理登记手续。
据了解，2013年该区已经有两家服务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注册。
同时，该区实行备案管理制度，强化规范化管理，还成立了乌当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出台了社会组织培育、孵化意见。
该区安排资金100万元，建立“政府资金支持，民间力量兴办，专业团队管理，政府公众监督，社会民众受益”的运营模式，打造集管理、服务、孵化为一体的社会组织服务平台。
孵化基地设社会组织创业支持中心、社会组织成长支持中心、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社会组织活动中心共4个功能区块，为社会组织提供政策、法律等方面的支持和成长辅导，并有专家定时为各类公益行动者提供辅导和咨询支持。
社会组织活动中心面向全区社会组织开放，为社会组织举行大型会议、公益活动、讲座、培训提供场地和其他资源支持。
目前，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已于11月8日正式运行，是贵州省首个社会组织培育平台。乌当区慈善总会等20多家社会组织通过评审首批入驻进行孵化，享受政策引导、资金支持、能力培训等服务。
“目前，乌当区还存在社会组织数量少、规模小，自身管理水平不够，专业人才、研发团队不足，服务品牌度不高等方面的问题。”该区群众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介绍，“我们希望学习先进经验，扎实工作，锐意创新，努力推动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工作再上一层楼。”
宝鸡市救助管理站:3种方式购买社会服务
陕西省宝鸡市救助管理站负责人任转军说，要关爱救助管理站里的困难群体，就需要针对他们开展“个性化服务”。
“救助工作要求以人为本。我们不能把那些流浪者从街上拉到救助站，就只管吃喝和居住问题。我们还要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还可以对他们进行培训，让他们掌握自食其力的本领。”任转军说。
这些工作内容中，有许多可以与社会组织对接，而救助管理站本身也条件有限，存在人手不够、缺乏心理疏导专业技能等问题。于是，就有了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需求。
任转军介绍，宝鸡市救助管理站购买服务共有3种方式:项目委托式、项目合作式、项目参与式。
该站对流浪儿童进行全方位的帮扶教育，用购买服务的方式，将业务委托给新星流浪儿童保护中心，这就是一种项目委托式的购买服务方式。
该站人手不够，于是便与志愿服务类的社会组织合作，志愿者、专业社工可以对流浪者开展服务。作为回报，该站给社会组织提供资金和办公场地。
“我们相当于是社会组织的‘房东’，相互合作得很好。”任转军说。
项目参与式的购买服务方式也值得借鉴。任转军透露，宝鸡市救助管理站与宝鸡市第二人民医院合作，只要发现流浪乞讨人员，医院可以参与进来，进行甄别，给他们看病。
宝鸡市救助管理站的做法得到了民政部门的认可，成为许多地方学习的对象。
任转军介绍，这些年该站与新星流浪儿童保护中心一共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干预了3000多人，早期干预和预防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但在购买服务的过程中，任转军和他的同事们也有困惑。首先是缺乏竞争机制，没有竞争，社会组织就难以提供最好的服务；其次，工作当中规范管理较难，比如，政府相关部门应和社会组织一起规范管理程序并制定评估机制等；再者，社会组织能力不足也是一大问题。
“我现在要问的是，NGO准备好了没有？你们有没有能力让我们来买服务？这个很关键。如果我们拿钱买服务，NGO没有能力怎么开展服务？”任转军说。他希望全社会共同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以便推动这项工作前进，促进社会和谐。（记者 顾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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