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高老师老师参与第六届西部社区服务创新公益论坛的主题报告，分享给各位公益同仁，希望社会性别的视角让我们的公益更加有效。）
谢谢大会主办者给了我这次机会。让我在这么重要的时间段来讲一个老掉牙的话题。我知道这一段的时间已经超时了，所以我希望我的报告部分能够准时结束。最后三分钟给我举牌，我一定保证在那个时间段结束。
为什么重提社会性别？
为什么想起在这个论坛来讲这个题目呢？有两个背景，一个背景是摆老师的会议议程安排，当我看到“一带一路”主题时，脑中立马就闪现出来我们媒体上整天喊的由我国政府倡议的亚洲投资银行，从亚洲投资银行联想到早已成立的亚洲开发银行,从亚洲开发银行联想到过去15年中我们与它的4次合作,全是和社会性别有关的议题，进而提出问题：未来由亚洲投资银行主导的“一带一路”，会继续关注社会性别吗？性别平等会成为中国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的必带的议题吗？
第二个背景是，今年是北京世妇会召开20周年，前不久各种“北京+20”的纪念活动几乎都在妇女圈中，近几年公益界对社会性别有淡忘的迹象，从议题来看也已经边缘化了。
曾经的热点议题，如今已经退出大多数人的视野，这一态势勾起了我“重提”的冲动和责任感。
这里，我想借用联合国前人口基金会执行主席奈菲斯•萨迪克博士在200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论坛上的一段讲话：“我在这里强调性别平等问题的重要性，并非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或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而是因为我是发展和公共健康领域的专家。” ，我知道自己和她不在一个等量级不能相提并论，不过这段话很符合我此时的心态。我在发展领域也摸爬滚打了20年了，主持过很多的发展和公共健康项目。
社会性别是如何进到中国的?
在公益圈，一提社会性别，有人就和女权主义联系起来，这实在是一个误读。
这里我们先重温一下社会性别是如何进到中国的：
有两个路径：一个是妇女研究。80年代伴随着思想界的新启蒙运动中国的妇女研究逐渐兴起，大约在90年代初，社会性别作为西方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被翻译介绍进来，但是因为当时妇女研究还是一个少数人的小圈子，这个路径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大。
第二个路径是国际援助。80年代中国改革开发打开国门之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的贫困问题及大量的贫困人口，成为联合国及一些国际发展援助机构的关注对象，90年代开始大量的多边双边援助机构进入中国开展扶贫发展项目，社会性别在中国大范围的传播，是随着这些发展项目进来的。当下西部的社会组织和东部相比显得弱一些，十几年前西部曾经是中国社会组织最活跃的地区，背景就是所有的国际援助都是以反贫困为主线的，中国的贫困人口集中在西部，所以大多数的国际发展援助项目也都在西部地区，扶贫发展项目催生了本土最早的一些社会组织，这是西部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特点。
那些年，社会性别是发展领域关注的热点话题,联合国机构、世界银行、国际援助机构、如加拿大发展署、英国发展署等，以及一些民间发展机构，都在中国的发展援助项目中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几乎所有的国际合作项目都会有社会性别的培训，培训了项目合作方的各级政府干部和基层的受益群众，也培养了很多本土的社会性别专家及参与式培训的协作者。陕西妇女研究会从2000—2005年共承担了143场的有关社会性别的培训,平均每年近24场，以参与式培训每场25人计算，每年就有600人接受过至少2天以上专场培训，想想这是怎样的一个规模和场域啊！这是社会性别在中国传播的主渠道。
发展机构为什么要关注性别平等？
这与国际社会对“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关，是半个世纪以来对全球发展实践反思与批判的成果。60年代是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当时的口号是“把贫困从发展中国家赶出去”，其指导理论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现代化理论，认为所有的发展国家都必须走发达国家的模式，即由技术与资本的输入带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可最后的效果并不理想，单纯的GDP增长解决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贫富分化政局动荡等的社会问题。
到了70年代，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时，已经意识到反贫困项目没有穷人的参与是不行的，而妇女占到贫困人口的70%，即“贫困长了一张女人的面孔”，妇女如何参与发展便被正式提到联合国的议程。80年代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将发展目标由对经济指标的关注转向以人为中的发展。当发展以人为中心时，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就得到强调，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分性别存在的。到90年联合国发展署提出“人类发展新概念”，进一步丰富了对“发展”内涵的解释，社会发展目标得到重视与强调。
和这一认识不断深化过程相伴随的，是联合国在提升妇女地位方面的努力。从1975年到1995年共召开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特别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所呈现出的高度至今没有超越，以至于之后的20年联合国没有召开新的妇女大会，只是以北京+5、北京+10、……北京+20的方式继续着北京世妇会提出的战略和目标。
《行动纲领》指出：“女性进步和男女平等的实现是人权的内容，也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条件，不应把它们孤立地视为妇女问题。它们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公正的和发达的社会的唯一途径。女性赋权和性别平等是实现人类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安全的先决条件。”这是对性别平等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给出的明确的解释，也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之后在联合国通过的千年发展目标中，也将“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写了进去，有128个国家签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的努力方向？。
如何推动性别平等的实现？
《行动纲领》提出的策略是“将社会性别纳入决策主流”，之后表述为“社会性别主流化”，即“把对社会性别问题的关注融入每个机构的优先考虑事项和工作的各个方面；使对社会性别的关注成为一个机构中所有人的责任，并保证将其纳入所有的体系和工作中去。”（《社会性别分析框架指南》）具体归纳为8个步骤: 明确而坚定的政治承诺；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包括人员的能力建设）；社会性别统计；社会性别分析;制定双头的社会性别平等政策、法律、项目；贯彻双头的社会性别平等政策、法律、项目；社会性别预算；社会性别评估；社会性别审计。
在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背景下，几乎所有的发展机构，都将性别平等作为自己的政治承诺或基本原则，纳入到所有的立法、政策、项目中去。亚洲开发银行有五个战略发展目标，分别是：促进经济增长；支持人类发展，包括人口计划；减贫；改善妇女地位；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良好管理。这是亚洲开发银行所有项目，包括基础建设项目都要关注社会性别的缘由。
2001年我第一次和亚行接触，是他们请我以性别研究专家的身份，为当时刚完工的西安—合肥铁路作社会影响评估，亚行是这条铁路的主要投资者之一。修铁路也要做社会性别评估，这让很多的中国同事不解，但这次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铁路沿线跑了一周时间，收集到很多鲜活的案例，通过培训让设计人员和支铁干部明白了社会性别分析对铁路建设的意义，也进一步加深了我对社会性别主流化内涵和意义的理解。
近来国内开始有人对国际合作进行总结和反思，20多年在反贫困领域的国际合作留下什么样的遗产？有没有我们付出的代价？有人提出这些年我们的公益是一个西化的公益，被外来的概念所绑架的。社会性别与发展是一个西化式公益呢？期间有无中国的经验？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题目，特别是对西部的一些老牌的机构。
社会性别是什么？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由英文Gender翻译而来，指的是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建构和社会期望上的差异。它不同于生物学上用以区别男人和女人的“性别”（Sex)概念。社会学家用来描述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由社会文化中形成的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
在社会学中，社会性别同阶级、族裔、地域等，都是分析人群差异性的重要纬度和工具。80年代后在联合国发展领域，社会性别成一个分析范畴，形成系列的分析框架和工具，如哈佛分析框架、摩塞框架、妇女赋权框架、能力与脆弱性分析框架等，都是一些非常实用的工具，可供发展工作者在项目规划、实施及评估中使用。
公益圈的现状
今年8月份，为召开中国首届民间公益慈善妇女峰会，曾经委托发展简报做了一个社会性别现状的调研，有37个机构参与了问卷调研，选取其中几组重要的数据：机构负责人对社会性别的了解程度，大概知道一点+完全不知道的占到35%；在机构战略与项目层面推行社会性别情况，未考虑社会性别的占到了46%；没有开展过社会性别培训的机构占到70%。这37个机构中有5个国际机构，有5个GONGO，调查的数据中会比整个行业的现状要好一些。
对照联合国提出社会性别主流化实施的8个步骤：明确而坚定的政治承诺；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包括人员的能力建设）；社会性别统计；社会性别分析;制定双头的社会性别平等政策、法律、项目；贯彻双头的社会性别平等政策、法律、项目；社会性别预算；社会性别评估；社会性别审计。就会发现我们的差距。社会性别边缘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组织的短板。
公益圈社会性别被边缘化的原因：
一是跟国际发展机构的撤离有关系。这些年因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很多境外援助机构纷纷从中国撤离，导致社会性别方面的推广资源大量的减少。2008年之后这样的培训锐减，公益圈新进来的年轻人很多都不知到什么是社会性别了，特别是近些年新成立的基金会，对此更为陌生了。
第二个原因是和公益组织的板块移动有关，随着国内公募、非公募基金会的兴起，东部逐渐代替西部，成为中国公益慈善的活跃区域，致使中国的公益圈有断层现象，以前的经验和传统衔接不上。板块移动也使公益圈的话题在发生着变化，过去我们讲的是参与式发展、倡导和赋权；今天谈的是服务模式，传播和影响力。年轻的国内基金会成为议题的引者，暴露出行业的短视和不成熟。
三是和妇女组织对行业的影响力有关。成立于上世纪的老牌妇女组织大都处于代际交替之际，内部的交接班与外部的快速变化，导致她们对行业的影响力在减弱；近几年兴起的女权运动新生代借助互联网声名鹊起，但因为行为方式激进，让很多社会组织对女权主义产生误读并避而远之；加上在过去一些培训中存在着对外来概念消化不良的现象，致使社会性别被误读、甚至有污名化的迹象，有的将社会性别等同于妇女或女权主义，认为女权主义是以男人为目标的激进的社会运动，要跟女权主义划分界线。
性别平等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今年9月有两个重要事件：
一是联合国通过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千年发展目标相比，可持续发展目标由8个增加到17个，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仍然是其中的一个目标，不同的是措辞更加的强硬，由“促进”变为“实现”，“实现性别平等”成为未来15年各国政府的一个承诺，也包括中国政府。
二是中国政府和联合国妇女署联合召开的世界妇女峰会，习近平主席在会上发表讲话。这两个事件标志着国际社会对推动性别平等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潘基文说“没有妇女平等权益的完全实现，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的议题就无法达成”。习近平主席说“性别视角已纳入新发展议程的各个领域。让我们发扬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精神，重申承诺，为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加速行动。”
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中，中国的社会组织如何走向国际？先不说我们的优势在哪里，但社会性别盲视肯定是我们的短板。因此，重提社会性别视角和社会性别主流化，不仅是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补课，同时也是为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国际发展做准备。
性别平等让公益更有效
这个口号是今年9月在西安召开的“北京+20：中国民间公益慈善妇女峰会”提出的。我们，公益圈几位女性领导者发起峰会的初衷，就是想借此推动国内公益慈善界对性别平等议题的关注。有近百名公益慈善界的女性领导人参加了此次峰会，会议形成的共识表达了我们对慈善公益和性别平等关系的认识，有5点：
一、性别平等与公益慈善在目标上是一致的；
二、性别平等会让公益慈善更有效；
三、引入社会性别视角,是提升公益慈善事业专业化的需要和表现；
四、让公益慈善具有社会性别视角,要体现在所有项目的周期管理与机构治理中；
五、让益慈善具有社会性别视角,需要政府、市场、基金会、妇女组织的协同推进，需要社区、服务对象特别是妇女的充分参与。
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在网上查阅。
西部社会组织的特点和优势
首届西部公益论坛是在2000年召开的，当时为什么要发起这样一个论坛呢？是之前参加东部一个论坛受到了刺激。在那个论坛上，听完有关中国基金会发展成绩喜人的报告后，我提了一个问题：
如果将中国基金发展的状态用地图表现的话，会发现大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西部很少，可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如何解决公益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是“这就是事实，你必须承认这个事实”。
这是我第一次明显地感受到公益界因地域而产生的分歧和差异。意识到西部需要一个自己的平台，让西部人的声音和经验能够发出和呈现。于是在2000年就办了这个论坛。
当时为什么主题定为“社区服务创新”？有三点原因：
一是社区是最接近服务人群的地方，社会组织只有扎根社区才会有生命力；二是西部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和早期的经验都集中在社区，记得第二届论坛的时候邀请来了东部一些社会组织的人，他们观察后说西部社会组织的特点是“社区粘合度高”；三是“社区服务创新”也是当时政府关注的议题，国际机构撤离后很多西部社会组织面临生存危机，论坛想成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相互了解的平台，让社会组织在“断洋奶”后能有本土的资源接上。
反贫困仍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要议题。“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区域大都是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他们的发展状态和面临的问题，如贫困问题、健康问题、基础设施问题、宗教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都和我们西部的今天或昨天有相似的地方。西部社会组织在反贫困领域国际合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社区发展经验与案例，包括社会性别与发展、妇女赋权的本土案例与经验，这些都是西部社会组织的优势，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所积累的发展实践和经验，会在“一带一路”走出去的时候发挥作用，这些会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服务于当地社区和人民。
“性别平等：艰难的历程”，需要“雄心勃勃的目标，实实在在的行动。”
公益界的同仁们，我们一起努力。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