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高小贤 陕西省妇女研究会会长 、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培训中心主任
嘉 宾：
陆德泉 云南连心社区照顾中心专家指导委员会主任、草根支持中心理事长
毛刚强 贵州社区建设与乡村治理促进会常务副理事长、贵州乡村善治研究中心主任，
朱永忠 青海金兰川文化中心主任
摆生义 兰州兴邦咨询服务中心主任
李凤阳 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
孙 磊 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负责人
林 红 南都基金会项目总监
高小贤：这个环节我想应该是非常有意思，非常精彩，因为我们在台上请了来自青海、陕西、贵州、宁夏、云南、兰州还有基金会的代表等各方人士，这个圆桌会议的主题是“西部公益组织：挑战与突破”，我们邀请到的代表都是每一个省非常有代表性的公益机构。
第一个环节，我想先给每人一分钟时间，简短介绍一下你们的机构好不好？
朱永忠：我是青海金兰川文化中心，我们这个组织项目从1996年开始，通过国际基金会和国外大使馆的资助，做了15年的社区发展项目，不过组织不是很专业，涉及面广，好多项目是当地的社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国外哪些基金会、大使馆或者企业，他们有哪方面的资源，我们就做相关的项目。所以说我们的项目既有社区发展方面的项目，也有NGO能力建设方面，还有包括当地老百姓的一些项目。现在我们的机构组织注册在西宁，办公场地也在西宁，主要关注的一个方面就是尽可能为青海市民间组织提供一个发展和交流平台。 谢谢大家。
孙磊：我所在机构是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2009年11月19号正式注册，是陕西专门服务于妇女儿童的一个机构，主要关注困境的妇女和儿童，困境的妇女儿童包括流浪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贫困母亲、残疾妇女和大病妇女等等。贫困妇女儿童主要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儿童，我们目前做的项目也主要是对农村妇女的培训，还有关注农村地区的早期教育和留守儿童，还有事实孤儿，所谓事实孤儿就是不能享受国家政策支持的那些孤儿，比如说他虽然有父母，但是可能在服刑，可能已经离婚了，已经离家了，他不能享受国家的政策，像这样的孩子我们都会帮助。谢谢大家。
毛刚强：大家下午好，我叫毛刚强，来自贵州乡村善治研究中心，机构是全国唯一的两家省一级注册机构。机构主要做两件事情，一个是社会行动能力，一个是社会伤痛的治愈能力。所谓社会行动能力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问题，需要这个社会自己行动去回应这样一些问题。第二个问题伤痛的治愈，就当下中国的社会，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伤痛，我们这个社会可以自己去治疗自己的伤痛，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支持这个社会的一些组织的建设和成长，这些专业化的组织又去推动更多的人、社会团体、社会组织自己的生长，通过社会成员的相互协作和合作去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基金会实际上是一个NGO的支持平台，大概有十几个不同的团队。谢谢大家。
李凤阳：大家好，我来自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我们机构最早在98年成立，在宁夏一个县民政局注册，根据发展的需要，2002年我们更名为现在的这个组织，机构关注的领域大概有四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关于环境保护的，第二个是社区发展，第三个是小额信贷，还有一个关注的是宁夏南部山区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和教育。谢谢大家。
陆德泉：我来自云南省连心社区照顾中心，我们是2005年在民政厅注册的民非组织，也算是在云南省比较少数在省这个层面建立的一个民非，我们主要的服务对象是以妇女和儿童为主。从深度上讲，我们可能是对儿童和妇女的发展进行更深入的服务和开发，我们也探讨了覆盖面方面，我们可能在一月份会启动流动外展式服务，增加其他昆明市流动人口的覆盖面，我简单的就这样介绍一下。谢谢大家。
摆生义：大家下午好，我来自甘肃省兰州市，机构叫兰州兴邦文化咨询中心，工商注册。机构做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以甘肃为主，覆盖宁夏和青海民间组织的能力建设支持；第二个项目是计划在兰州做一个志愿者支持的平台，就是做志愿服务的一个对接；第三个项目是给山区贫困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提供小额无息助学费；第四个项目做社区草根组织的资源对接和社区草根组织的培育工作。谢谢大家。
林红：大家好，我叫林红，来自南都公益基金会，2004年成立，主要的使命是推动民间的公益发展，我们愿意和合作伙伴一起勇于创新，解决社会问题。我们主要业务有三个大的方面：一个方面是培养公益人才，其中有伙伴成长计划；二是特定领域的在救灾方面，和NGO组织合作，重点是在鼓励民间组织参与过度安置时期的服务和灾后重建；三是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其中我们支持鼓励对接资源这样的大会。谢谢大家。
高小贤：谢谢。大家已经看出来了，我们在座的嘉宾所在的机构，除了妇女儿童基金会成立的时间短一点以外，其他的机构一般都有5年以上的时间了，在所在的区域内都是比较有影响的机构，我就想提一个问题，因为我刚刚从上两周参加了一个上海的发展论坛，又参加了广州的一个论坛。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都是在西部，大家都在说全民公益的时代到来了，而且公益进入到了这样一个时代，我不知道大家心里的感觉如何。所以我问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你所在的机构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大家只写一个好不好？你要说我非两个不可，我也不反对。
现在我们台上的嘉宾遇到的困难，李老师写的是募集资缺乏持续性，陆老师说的是政策支持、人才。他们所面对的困难，我看蛮多样性的，是不是每个人花两分钟时间来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觉得这是你们最大的困难，好不好？
朱永忠：我写的这点不是我们机构本身的问题，我觉得我们青海的好多NGO大家都处在一个轴线上，大家都知道青海是地处非常偏远的地区，而且80%以上的地方都是少数民族，所以说受这个当地的民族文化还有民族语言，民族政策等各方面原因，好多组织对于公益，对于慈善，包括NGO发展的一些优惠政策都掌握的不够，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我们机构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这是我们青海的NGO牵扯到的一个最普遍的问题。
孙磊：我们机构面临的一个困难是机构影响力各方面都比较低，再一个就是团队的人员结构，真正做筹款的没有，我们要招到有能力的有这方面的经验的人确实比较困难，我们给不了那么高的工资；第三点就是现在的这个新媒体时代的筹款手段，大家都知道这个营养午餐，一个微博就能筹到1400万，像我们利用这个新媒体的能力还是比较欠缺的，这个是表象，也是我们发展当中的问题，确实是我们目前比较困惑的，影响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
毛刚强：我们的机构问题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团队不是太稳定，我们团队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也就是六年半，第一代的人只有我，第二代的人走光了，第三代的人只留下来一个，剩下就是第四代和第五代的人，短短六年半出去的人，有在包括这些国际机构里面工作，也有人出去到政府里面去工作。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机构，我们从来不是以运营项目作为我们主要的目标，我们自己的人都是对这个领域里面有很大的热情，进来以后我们自己培养出来了，可是机构不管怎么样，它的平台始终不是太大，所以说当我们的团队成员的能力上去了，他们想有更大发展空间时，他们就到外面去寻找，包括有更大的职业舞台，或者更大更多的发展机会的岗位，我们每年都在去招募人员，也在不断的帮助他们成长，成长起来我又每天在提心吊胆担心他们哪一天走，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李凤阳：我写的也是有关于筹款和募资这一块儿，当然筹款这一块涉及到很多东西的影响，受到外围的国际影响，当然也和内部的管理息息相关。那么上午很多老师都谈过，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但是理解的突飞猛进是数量突飞猛进，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整个国际对中国投资的影响，还有包括向我们提供内部的整个一些管理、募资方法，而且像我们在宁夏这个区域的一些企业数量也比较少，大企业相对来说更少，那么宁夏的一些企业包括合资企业，这些负责人的社会意识相对比较淡，这对我们募资有影响。对我们中心募资来讲，我们应该也有我们的主打产品，也要有我们的亮点，通过和他们的宣传沟通等等一系列的手段，这样才能够抓住一些企业家的眼光，才能引起企业家对你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你才会有一个持续的发展过程，当然我们和宁夏的企业在合作。
陆德泉：我写的是我们团队的智慧，比如说我们提供很多的机会，让他们去参考其他地方的经验，回来以后大家还是感觉到很多东西很难去参照，同样对于我们作为机构的一些负责人，也有一些比较长远的看法，我们员工有什么样的状态，有什么的智慧，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应对，如何来打造整个团队，我觉得我们做的这些服务，看到的是非常缓慢，中间有很多转折，如何把我们的理念转成一个现实可行有希望的工作，这都要考验我们整个团队的智慧。
摆生义：我写的是政策支持，因为我这个工商注册本身就是做生意的单位，这些年来我从2005年注册到现在，一刻也没有放松过要进入民政系统这个愿望，但是屡屡落空。这个不只是政策支持，不只是我一个机构，我们甘肃的NGO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我非常希望东风能够西进，像广东省在这个政策方面，不需要业务主管，这个东风什么时候能吹到我们的西边，在这个状况之下，我希望我们甘肃的NGO能够像陆老师说的，我们要生存下去，也要有智慧。
林红：我写的是人才。我们基金会和所有NGO组织一样，我们的使命是支持民间工艺的发展，所以第一，我们是要求应该对NGO组织的困难有所回应，我们定位是服务于NGO的基金会，我们就应该有这样的工作经验，有对社会问题深入的了解，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积累；另一方面，我们要想推动公益行业的发展，必须联合政府和企业，整个社会一起来推动这个系统才有可能发展。所以我们要理解他们的视角、他们的诉求，怎么样能够有更多的资源，这就需要有很高的前瞻性，有视野，所以对我们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要求就非常的高。现在我们感觉就是小马拉大车，还是比较吃力的，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的招募人才，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建设我们的机构，跟大家一起共同的发展。
高小贤：刚才台上的嘉宾给大家分享了他们自己面临最大困难的时候，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有几个机构都是谈人的问题，人的能力和人才的缺乏问题，或者留不住人的问题；也有一个机构谈的是筹款资金困难短缺的问题；第三部分可能谈的是政策制约的困难，还谈到注册困难等。我们几乎在台上看到的这几家机构是有代表性的，把现在中国的这个民间机构面临的困难基本都反映出来了。
那么我想提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我在多次的会议上谈到过，这两年西部在五六年甚至十年，可能大家还记得一些民间比较多的机构，当时我记得十年前是云南民间机构最活跃的机构，现在中国的民间组织有三大板块，一个是以京津为代表的华北地区，再以上海为代表的华东地区，以广州为代表的株洲三角地区，看来西部已经被抛在后边了，这个问题我想问问陆老师，你本身也在研究，也在云南，您怎么看这个现象呢？怎么看中国发展的这个特点？
陆德泉：我可能不太同意分类，刚才提的那几种都有一个比较大的政策，比如像广东、上海、北京，都是国家在推动社会建设来作为一个试点，来推动民间组织建设大的目标之上做的，所以它有很大量的国家的资金的投入。对这三个地方当然采取的形势都不一样，包括社会基础，而且有一些人们常说的假的民间组织或者怎么样，我们先不管，他有一个政策的基础是比较全的。根据西北来说，我觉的西部从民间的基础上，西部首先是从农村里面比较关心一些扶贫的问题，然后再到包括城市里，可能就像陕西这边很多政策，和学术教育相关的组织出现，像云南和贵州有很多民间的组织出现，这是区分整个不同类型公益组织的基础。
高小贤：您的观点一个是不同意这个划分，另外认为西部的民间机构它的民间性可能发挥的更大是吧。毛老师您对这个观点呢？听听您的意见。
毛刚强：其实我是完全不赞成高老师说的这个分类，我也不愿意给咱们西部或者西南的这些组织，或者中国所有的组织进行这种分类，但是总的来说，刚才陆老师讲到的很大一部分我是比较认同的，在整个西部，我个人就站在西部民间组织的一个角度上说，我觉得西部的民间组织还是有独特的，我是比较看好的。可以这么说，中国如果说在提供社会服务也好，在社会行动也好，现在反而可以那么说，中国的民间组织、社会组织的行动经验应该在西部，包括服务的经验，特别是在农村服务的经验在西部。东部现在说，就是说北京、上海加上广东就是深圳这一带，这一片区域，就政府资源来投入，这里面特别是社工机构比较多，它只是说是社会服务内部，是社会组织内部当中很少的一部分。咱们西部的组织的多元性，多元化，还有包括在社会里面的扎根性，甚至包括基于服务的本土资源的重点能力和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如果真的要做一个比较的话，我觉得是东部的组织是比较欠缺的。
还有西部组织过去的成长有一个因素，大多数是比较老牌一些组织，多多少少是和国际机构、国外基金会、国际研究在中国的活动有一些关联的，所以他们建立起来的行动模式是以做发展、做治理、做服务这一块儿开始，它和现在东部的组织所从事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加上西部的政府政策和东部的政府政策不一样，所以西部的机构目前在这个圈上发生的机会、得到政府重视的机会还不够，但并不意味着西部组织的力量不够，我反而认为它的力量是很够的。
高小贤：我对德泉和刚强的这个观点比较认同，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说，刚才他们也说了西部的机构基本上是很多老牌机构，都是在国际合作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其实我自己有一个观点，中国的民间机构一般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80年代的背景下，政府采取了一些干涉，像基金会这些机构；第二世界是在国际多边方面研究下采用的一系列的机构，都是这样背景下产生的。这些机构就是有很好跟国际合作的专业能力的训练，他们有国际背景视野，但是你会发现立足于社区服务的是近五年来蓬勃成长起来的，是非常年轻的多样化的机构。你会发现这样的机构和他们比较起来，既有长项，也有短板。特别是现在，国际资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多的依赖本土资源的时候，你会发现本土的基金会，公募的、非公募的，他们开始向公益机构提供支持时，他们更喜欢的是那种很直接、能够看得见效果的，比如说免费午餐，比如说什么儿童游乐场，都是很多的这类的项目更容易得到资助，像救灾获得救助。你说的那个比较重大的社会议题，设计综合发展，冲突管理，治理这些重大的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的课题，很难找到本土资源的支持。我有这个感觉，现在这个方向越来越有困难，在这种背景下东西部之间形势的变化，之间的不同，越来越会造成东西部机构和机构之间的差异，我想听一听每个人的看法，就是东部和西部的机构面临的环境差异在哪里，这个差异对我们来说可利用的优势在哪里？对我们的挑战在哪里？在这个大环境变化时，这几年大环境的变化来看，包括德泉老师说的，京津、上海、广州有大的环境、政策背景，而我们西部没有，这是大环境发生的变化，我问的问题是西部机构，你们觉得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陆德泉：刚才这个问题可能一方面我们有很多基金会的发展还是处于比较初步的阶段，有一些刚才提到第二类，可能是比较深入的一个方法，这种软的东西他不好包装，他们有一些困难，要投放很多才能收到一点效果，不像其他投入一点物资就有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从我们自己尝试来解决的方法，可能是投上一些学术研究的一些基本方式，我们叫服务开发，那么另外可能是有没有一些盈利性的，开发某一些方面上的技能培训的发展。我觉得至于现在我们这种第二类的机构人力方面发展的机会，我们在云南现有更多境外基金的撤出，所以一个比较有经验的NGO人员，可能需要来寻找他新的发展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机会，怎么更好的来把一些国际机构原来有经验的人转入到一个工作方面。
摆生义：我是有很强烈的感受，就是当国际资金援助帮助成立起来的那一代机构他有明显的优势，就是在目前国际资金撤出的时候，进军国内资源他有独特的优势，因为它的项目建立的框架那一套非常好，所以他设计的项目是非常的棒。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工作效率高，包括东西部组织。还有一个国内基金会有一个趋向，他要选择他放心的机构，不在乎什么项目，就是这个机构的人，以至于这个机构的历史比较长，他首选的是这样的机构。所以刚出来的嫩芽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所以现在的项目设计书能见度低，一般来说，刚成立经验少的NGO项目一入海就没有消息，是属于这种状况。
所以现在的结果办法就是地区支持性的机构应该打包项目，承揽大的项目，我很欣赏你们妇源汇和兰州的这个项目，因为你们知道基于社区的组织，他们是不是最好的，是不是社区的迫切之需，所以你们把项目打包打来，再批发给小的机构，然后带着他们一同成长，哪怕项目建议书写的不好，我帮助你完善，在项目的过程中帮助你成长，这样的一个草根组织，刚刚出来的草根组织，哪怕是一万元的小项目，他做了以后他就成长起来了。我就觉得现在国内的资源非常非常的有限，而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所以这种情况下就要拿出独特的政策来帮助这些草根组织的成长，这是一个现时段的一个使命。
毛刚强：我个人谈两个方面，像高老师刚谈到的，我认为不论从企业还是政府来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挑战下、不同背景下而产生不同的问题，这可能跟你区域的经济和老百姓的需求息息相关。当然现在有一个现象，东部和西部从NGO的服务来看，可能是多元化的，西部有西部的特色，东部有东部的特色。但是从总体来讲，东部无论从政策还是能获得的资金资源，说实在的这一块人家肯定是优于我们的，这没有问题，刚才也谈到东部的政府也有钱，企业也发展的比较快，当然我认为东部发展要比西部快。
第二个我想谈的是，对西部来讲，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要分层次，过去老牌的一些NGO通过多年的一些实战经验的总结，不论项目还是整个宏观的一些考量，对整个国家政策的一些推进这方面都有他们的经验，当然一些草根NGO，它一生可能获得资源相对有限，但它们特别具有针对性。再一个可能性是在基金会的能力范围内它是容易做的。所以说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应该去分类去培育，或者分类去管，相对比较宽泛比较宏观的来考虑问题，再去做事情。那么一些基层的，一些特别草根的NGO，从它的一些特点再去做他的一些事情。
朱永忠：我们这个机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和国内的基金有过哪怕一个很小项目的合作，那还不算是项目了。我们也尝试和国内所有的这些资助NGO的机构、基金会都有合作，但是很难谈。我觉得对西部NGO的发展，要让我提出建议可能很难，从自己机构现在的一个情况来看，我们该如何转型，怎么转呢？一是在省级层面去推动公共政策或者说社会政策的转变，我们会和一些企业界，包括政府智囊机构合作，研究政策的制定和突破，这一点有很多未来的机构提供一些空间，因为这是我们的使命；二像我们这样的机构也面临着国际援助正在后撤的状况，我们现在的项目也在转变，也要变成去做社会工作这一块，也在考虑去做支持，孵化社会工作这样一个平台。
还有就是刚才德泉说到的这些东西很重要，包括像妇源汇还有其他一些机构也好，我们在发展，在扶贫，在反贫困，还是在其他领域里面有很多年的经验，而这个经验积累并结合一些本土的思考，可以说就是未来中国的社会组织在发展和服务方面的一些本土经验，西部的这些机构至少走过这些历程，可以一起做一些研究，这些研究是为未来中国整个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些专业化的工具、方法、策略、视角，这样的提供是有自己的条件，我觉得这是所谓老牌的NGO，既是它的长处，也可能是它未来可以承担的这样一个责任。
孙磊：我这么理解，最近我看广东汪洋有一个讲话，说只要是社会组织能坚持的住，做的好，我们就把这个事情交给他们做，这非常开放，非常放得开，这也是他们政府长远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样一个方向、这样一个政府能够使当地的社会机构，就是社区服务方面有大量的组织来帮忙，据我了解，发展的很好都是政府给钱。
高小贤：西部没有这样的政府，你觉得机构该怎么办？
孙磊：西部政府如果也能够这样就更好，我记得上次省妇联开了一个研讨会，拿到了1800万的民生工程资金，如果能把这一块儿的钱给咱们这些有能力做好项目而且确实管的好的项目机构，我相信能比省妇联去做这个项目要更好，更合适，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促进。但是它在拨款的方式上，尽管省妇联领导当时找的都是这些协会、基金会这样的机构来参加这个研讨会，她想大力的发展这些机构，但政府的拨款方式有限制，通过政府的财政渠道，这样你就没有办法了。省妇联想把这个钱给你都没有办法来给你，我觉得这是一块。
还有就是国内基金有很多资源，比如你做几个心脏儿童的手术，这个很就拨给你了，但我们这些靠国外基金会支持的机构给他写了非常好、非常规范的项目规划，他看不懂，一看莫名其妙，太复杂，但一旦项目获批，很快会把钱拨下来，所以在这方面，钱将来还是主要依靠国内这些基金会，不像前几年靠国外，所以这方面要有推进。
朱永忠：像我们青海的机构组织绝大部分都是机构的领导人在做，个人在做。这样的话真正从社会上或者说从政府方面得到的资源很少，就像我们中心，尽管在过去的四五年，我们一直在帮助和扶持当地的草根组织，给大家提供培训，但是联系来联系去，只能跟着国际的基金会和国外的大使馆，对于国内大基金会，还是感觉到困难很大。
高小贤：这个问题给林红，林红来自基金会。
林红：刚才高老师也说了，现在整个公益行业的气氛在变化，外部基金在退潮，国内资源在增长，同时年轻的组织也在成长，有新的社会问题涌现出来，也很尖锐，很复杂。政策就像云一样飘来飘去，说不太清楚。在这样一个机构变化而且剧烈变化的过程中，大家怎么来生存，首先从基金会的角度来说，当然我说的观点不代表其他基金会的意见，就是人员相对来说都比较年轻，经验也比较少，尤其是对比国际机构，甚至对比NGO来说，所以从某些角度来说，可能从尤其是有国际经验的NGO来说，对他们要有耐性，如果你发现到一个基金会的理念、人员基本上还是和你的使命和你的的机构比较符合的话，要多一点点的耐心，和他们要多一点沟通，让他向你学习，可能他在问你问题的时候，他不是故意刁难你，他只是不懂。如果他愿意学的话，也许你多一点耐心给他解释的话，他明白了这个就可以成。
另一方面有人抱怨我跟项目专员沟通过很多次，很麻烦他就不批，那还是这样，多一点点耐心，这个人他多半从这个基金会到那个基金会，从这个组织到那个组织，如果你教育了他，在公益行业贡献了一份力量，未来多了一个伙伴，可能就会容易一些。可能你会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大家工作那么忙，还要教育项目官员，这也是很难为大家。另一方面我在想我们整个NGO的状况，就是刚才摆老师说的有一些资金的组织，不光是要把自己的机构发展好，还要帮助一些新生的企业，传递一些经验，慢慢的就会成长起来，他可能要多走一步，多承担一份社会责任。
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惊喜的看到，现在有很多圈子的形成，比如说我刚刚参加完在广东的2011年民间教育机构的一个年会，也非常振奋，在这个会上大家做的事情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别人都在做什么，一方面做同样事情的人就可以联合起来共同来做，节省开发时间，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意的错开，形成一些产业链，比如说有做字幕的，有做彩码的，有做阅读的，这样可以把这个产品做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许他更容易理解，会产生时间效果，就不会问一个人怎么保证可持续，那是他的工作，不可能要求所有的NGO从头到尾都能做到。我现在能看到的只有这些，跟大家分享。
高小贤：谢谢林红，林红站在她的角度，给了我们一些很好的建议。我们坐在台上的这些机构回答了他们目前面临的困难和自己机构的一些想法。我想底下坐了很多机构的代表，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你们谁想发言，就这个问题谈一谈。
王艳蕊：现在经常听到NGO是北方的还是北派的，是南派的，也有东部地区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做事情就会发现困难是一致的，我就说我们都是在从最基层开始工作，不管我们面临什么样的社会问题、政府各方面还有服务对象方面，以及我们个人工作能力方面的，其实大家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我觉得好像上海、北京现在政策有一个很好的变更，也面对了更多的竞争，现在说了政府购买服务这个一旦打开，有大批政府扶持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NGO，有的可能还是原来街道办事处出来的机构，或者是从事业单位出来的，这样他们也进入了这个领域，其实这种竞争是更激烈的，也是更不公平的。在这个时候我倒是很喜欢陆老师的那两个字“智慧”，所有的事情都在于我们自己，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就能做下去。
改革开放80年代，会发现中国的企业有同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小企业要发展，民间资本存在优胜劣汰，不是所有的都能发展，而且这个过程中也是起起伏伏，也许今天我们面对的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开始的，能不能坚持走下去，说句实话，我原来以为能走下去，但走的过程中经常会面对一些困难，不知道能不能迈过去，就是自己咬了一口气说坚持下去，然后再坚持下去，这样坚持坚持可能就走下去了。
高小贤：艳蕊提出了一个问题，陆老师有问题要回应。
陆德泉：我看到一篇文章讲上海，上海所谓的政府提出要购买服务，在居委会成立所谓的社工服务站，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问题。我听说民政部的副部长，他在社工的会里提到上海、广州、北京的模式，这个同样的过程在香港、台湾都有，当政府大力去承包这些社会福利时，可能创造了一些东西。我觉得西部，一方面就像刚才林红说的东部一些政策什么时候飘过来。像贵阳说又承接了400万来支持一个志愿者组织，在云南听说要准备开启一个项目，还有像广东的深圳、珠海、广州一样推动，最多可能先是省会城市的几个试点，然后是地级市，所以会形成一个很微妙的组合。一方面国外的资金也不完全撤出，也包括它的转变，大规模的来提供服务。那么一方面也要保证试点性的政府资金，同时可能也提到，西部也要有一些所谓民间的募捐，这之间怎么样更好的来创造性的配合起来，一方面是保持我们所谓的畅销性，同时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也在跟一些国际通用的一些方法和一些理念相结合。
毛刚强：我想回应一点，因为我有个朋友在做推进社会服务的工作，他反而有个担心是什么呢？比如说老人服务，这个服务不好的时候，老人反而对政府那个怨气就更多，他们也访问了四川省民政厅的一些人，现在有很多的矛盾在里面，我们也会发现国家资源大力推动的结果，就是在扶贫层面。可能在中国地区扶贫的实践来说，很多区域里，如果一旦没有正向的结果反而会加剧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基于国家在服务领域里，如果过度的扩张，就算资源整合再多，可能反过来来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结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国家资源扩张最后带来的服务包括组织的完整，通过他们去做，如果服务不好本来是民生问题、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结果可能会出现国家社会的矛盾，这就增加了一些社会风险。
高小贤：下面还有人提问吗？
李来来：我觉得今天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社会最大的需求一个是服务，一个是管理。我们都是做社区服务的，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词叫创新，刚才大家谈到服务的机构越来越多，包括政府购买我们公益组织服务，又担心政府如果一放开有更多的组织会加入竞争，我自己感觉服务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因为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创新，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环境的恶化，环境的恶化主要的是我们对环境过分的消耗，但是我们又面临发展的需求，怎么能够消耗最少的资源来满足我们实际的需求，使我们获得好的体验，这个怎么来满足我觉得应该是通过服务需求来满足。
我们消费的不一定都是要物质，我们实际上仔细想想我们消费的服务，我从甲地到乙地并不是消费的是汽车，而是从甲地到乙地的服务。我觉得我们谈创新，就是看谁能够在服务的产品当中，就是谁能够把服务的产品做好，谁就有竞争力。我也有一点担心政府购买的服务，因为我们政府到目前为止，虽然还是在谈GDP不是唯一的目标，可是实际上从整个情况来看，我们还是拿GDP来衡量增长的。以GDP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他所要需要的要购买的服务就和我们会有很大的风险。就是说从甲地到乙地，我唯一可以提供的服务就是多生产汽车，多生产汽车就多消耗资源，也就多给政府制造压力。所以我们在谈创新和服务的领域里，我们一方面谈的是竞争激烈，一方面用我们的智慧来探究服务产品方面的创新，我只要有效的把人从甲地送到乙地这样的服务，除了汽车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能够节约资源不造成环境污染的方式。这个市场非常广阔，这个挑战也值得研究，所以我就想我们在座的都是这个领域里面资深的专家，在这方面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看法。
高小贤：谢谢来来，来来本来就是民间机构环境领域的一个资深NGO的创始人和领导者，后来又去了国家发展学院专门做环境，她的问题也很值得我们大家思考。其实我听了大家在台上台下的发言，我有点困惑。我本来在中午开会的时候，我的感觉特别强烈，我觉得东西部之间的差异还是蛮大的。第一个差异，我感觉到东部现在这几年的非公募基金会一直在往上涨，都说非公募基金会越多资源越多，这是我感觉的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第二点，我感觉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个会很努力，我们也请到了企业家，请到了学界和媒体的人，多元的参与，感觉真的是全民公益的时代到来了。
另外我在听他们讲这些案例时，我发现新成立的草根NGO，就是新的大批涌现出来的新机构覆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他们使用的方面带来很多震撼的东西在里头，那种创新确实是实实在在的有感觉、有体验的，还包括社会企业，有非常精彩的社会企业家的涌现，所以我觉得东西部的差距挺大的。在会上当时我们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在讲整个基金会的发展，我当时就说李老师您把这个做一个地图，你会发现都在东部集中着的，但是社会的需求问题是西部更大，你怎么解决资源配置不匹配的这个问题呢？李老师很聪明的说，他把话筒给了公益基金会的一个老师，那个老师也很有个性，很有特点的，很有活力的。他说这是个事实，你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我当时挺沉重的，我脑子马上就想了，西部自救，这是我第一个观点和感受。
在广东的会议上，他们又在谈NGO的时候，他就让我一个人作为西部的代表去了，逼的我就有话说，就谈到这个行业发展，都谈到公信力，还有执行力，我就说这个问题其实和资助方有关系的，你不能把所有的成本都给他们，也不能把机构的管理费给他们，这样肯定是不行的，我说机构的建立应该是这些项目方共同联合起来发展。最近网上关于民间机构的公信力炒的沸沸扬扬，在讨论的时候有一种指向，把矛盾指向NGO的CEO，说他们不给员工发工资，后来我就说能不能给资助方一些建议，建议基金会能不能牵头做一点关于中国分区域之间的行业工资标准的一个调研，然后提出一个指导性的意见，就把NGO圈的意见给解决了。我说农民工都有最低工资，NGO是不是也需要这个，那个永光就给了一个题目，说小贤你回去写一个建议书来研究这个问题，看能不能把这个给做一做。我觉得其实西部蛮有智慧，大家不觉得好像问题太多，而且我们自己也有智慧来处理我们的问题，我们非常聪明的看到东部的政策有它的双刃剑，既看到了它好的一面，也看到它不足的一面，还看到我们的长项，这我觉得特别宽慰。
林红：我想说一点是创新，就是说可能我们现在，刚才大家也说了这些困难、这些气侯的变化，可能有一点就是向大家提出挑战如何创新的来解决问题，包括摆老师也提到的，我也想说创新是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基金会层面我们也在积极的推动资助方式的创新，其中包括以前项目单位只给予做成本的资助方式，是不是有一些机构发展的基金放在项目经费里，是不是应该给人员一个成本，以机构的方式来推进，而不是以政府的方式来推进，基金会需要做它的创新；另一方面是NGO做服务的创新，比如说像义卖、交换、二手集市还有文体活动，这些都是集友形势，但是它就是把中国的一个传统的概念引进来。包括在欧洲、美国也有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一个社区的一个活动的平台和一种凝聚的力量，它把这个神注入到这个活动中去，它可能就会达到一定的效果。
另外我是在上海看到有一家做儿童服务的机构，他们提到的一个东西就叫做家庭服务，他们可能是在自己的这个机构里，收的是相对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然后这些孩子可以到那种高收入家庭里照顾这个孩子，相当于请一两个小时有专业技能的人到家里去，家长可以休息一会儿，这个收费相对比较高，这样就有一个交叉的补贴，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一个创新。并没有说让你包装什么，就是大家服务到了高端家庭，也服务到了低端家庭，这就是一个创新。
还有沈阳的养老院，提出一个服务叫做虚拟床位，就是这个机构的场所已经满了，就这么多床位，不能再收更多老人了，他们开发出一套技术，到家里帮你把家里的床改造成适合居家养老的床位而收取一部分服务费，我觉得这些创新都是非常好的，我相信也会吸引到多的资助方，包括企业，包括基金会。
毛刚强：我稍微总结一下，我很想说一下国家政策这一块儿，在西部来讲，还是属于相对控制的比较严，第二个可能是西部的社会企业责任意识比较少，从NGO内部来讲，我认为自己还是缺乏这种专业性、职业性，可能还缺乏很多经验，还缺乏自己特有的产品，我认为这可能是跟我们西部NGO发展息息相关的基本问题。
陆德泉：我觉得在西部的NGO以及中国很多草根NGO，其实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有时候就是怎么样能够在其他的NGO中学习，建立很多的行业平台，这个不只是平台，主要是文化。因为我们过去，我们太多的NGO交流会，都是讲我们怎么成功，其实应该讲包括旧物的交换，可能有不同的一些中间环节，比如说她捐出来的是牙膏，他可能需要的并不是牙膏，包括这种流动的环节怎么管理，就是比较单纯的简单的一个服务，怎么进行交换，这样比较有效，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好的交流这个经验后，大家来总结经验。我觉得创新也不一定是职业化，所谓的专业化，我觉得包括一些志愿工作可以走一些所谓的规范，使大家少走一些弯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在西部来说，不一定要像东部在政策扶持下做事情，比如说当地的那个阿訇说，很多交流是一个很好的动员基础，这些基础怎么更好的发挥，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所以要利用自己的智慧。
高小贤：我还是想利用会议给我们提供的白板，就是说每个人的观点都出来了，我们还是就这个问题“西部公益组织面临的挑战”，你觉得最重要的两个方面。那么先从林红那儿看，林红写的是“创新和青年教育”。你的青年教育指的什么，对年轻人吗？
林红：对年轻人，公众的，就是中学的教学、公益的教育、公民的教育。
高小贤：好的，还有政策的环境，资源的支持，怎么突破政策的环境，获得资源的支持。陆老师是学习跟创造性的应用，本土化。本土化具体指的是什么？
陆德泉：本土化的经验咨询。
高小贤：有自己本土化的经验，也有本土化的研究团队。毛老师是政策不宽松，缺乏专业化、职业化，还有人员的能力。职业化指的什么？
李凤阳：我觉得，第一点是对于西部研究，像我们讲的有形资源不重要，问题是每一个机构如何一起使资源能力相匹配；第二点是公益，我理解是公共利益需要做公共参与，怎样实现公共参与这样一个目的。
高小贤：他讲的是如何让自己做的事与能力、资源、环境相匹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讲的是公益如何创造公众参与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很大挑战。
孙磊：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
高小贤：这是由资金从国外转向国内。还有学习型组织，加强自身的学习能力。
朱永忠：就是专业化的能力。
高小贤：谢谢大家，刚才大家谈到了我们面临的挑战，好像有各方面的，有外部的环境、资金，还有自身的能力，还有创新及公共参与。我还有第二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层面有突破，这个层面既然已经把大的环境说出来了，我们能不能降低一点，提一些具体的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好不好？因为你说我们能怎么样做？比如教育有一个很好的网络，还有什么样的突破？在现有的环境背景下，怎样发挥我们的智慧，发挥在座人的智慧，我们的智慧可不可以说几条。怎么突破？怎么应对这个挑战？
李凤阳：一个改变，一个适变，一个企业化管理。今天我听了一天论坛，一直在反思自己，这个很重要。我们已经讨论很多了，我想NGO当中像乔布斯这种人也不多，但总体我们还是很棒的，我们用这个系统去推动国家，在这一块儿去做些改变。另外可能从社会责任意识这一块，也要进行推动，也要进行改变，当然这两个工作做不下去的情况下，那就要适应，怎么适应？我认为可能咱们对于NGO内部管理，企业化的道路也是一个可探寻的路子。对于我们是一个非营利性企业，当然不是不能盈利的，是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可以走企业化的这种路子，可以进行一些探索。
陆德泉：第一是在互动中学习；第二是本土化。分行业、分领域的一些经验学习，然后有一些突破。
高小贤：陆老师的机构有非常强大的研究力量，他们也可能是从自己的基础出发，希望在经验的整理和本土化上有所突破，我们也在期待着。
摆生义：第一，妇源汇能不能进行一个政府政策倡导论坛，让陕西政府的官员过来，这是我们期待的；第二是建立地区性公益组织的发包组织，企业界不是有地产项目的发包么？这是我们期待的。
林红：我刚才的思路，希望大家在做社区工作和学校教育工作时，不要忘了对青年人进行公民教育，90后很厉害的，他们也已经走到这些年轻人的中间了。
毛刚强：现在我们主要是职业化组织推动志愿者组织；第二，做经验知识工具的开发和整理。
孙磊：能力建设，智力建设。
朱永忠：组织这样的论坛，我们有时很难请到一些老师来上课，所以说我觉得我们NGO要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尽量把我们西安的领导请到我们的平台，给我们讲，然后我们整出来学习；第二，我们能不能在青海搭建一个支持性的平台，把我们青海的NGO和我们国内的基金会链接起来。
高小贤：谢谢大家，我觉得刚才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都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经验，也发挥了大家的智慧，有很多很好的思想，有很好的建议，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总结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其实每个组织每个人都有智慧，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大家都清楚认识到西部和东部有着非常不一样的外部环境，其实在西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各地也是不一样的，但好在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立足于本土，我们要在自己的本土的环境中怎么挖掘优势资源，怎么样通过我们的智慧逐渐打开空间，获得更多的行动力。
谢谢大家。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